美国政府这份白皮书的正文分八章,洋洋万言,并有233个附件,叙述从1844年美国强迫中国签订《望厦条约》以来,直至1949年中国人民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基本胜利时为止的中美关系。白皮书特别详细地叙述了抗日战争末期至1949年的五年期间,美国制定与实施扶蒋反共政策,结果遭到失败的经过。其中大量披露了有关国民党如何腐败、堕落和无能的材料,借此说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取得的胜利主要是国民党的无能,从而为美国制定对华政策的错误洗刷和辩护。它说蒋介石是自招失败,美国的任何新政策和额外的援助都无法挽回蒋介石的行动所造成的损失,美国人将所有失败的原因统统推卸给国民党。白皮书向中共示意,如果中共不向苏联一边倒,美国将尊重中美两国的传统友谊。
艾奇逊国务卿在其致总统的信中则沮丧而坦率地承认:“不幸的但亦无法逃避的事实,是中国内战之不祥的结果非美国政府的控制所能及。美国在其能力合理限度内,已经做的或可能做的一切,都不能改变这个结果。”他并说,这份白皮书“是关于一个伟大的国家生平最复杂、最苦恼的时期的坦白记录”。
蒋介石对美国发表这样的《白皮书》十分悲愤,他在日记中写道:“马歇尔、艾奇逊因欲掩饰其对华政策之错误与失败,不惜毁灭中美两国传统友谊,以遂其心,而亦不知其国家之信义与外交上应守之规范。其领导世界之美国总统杜鲁门竟准其发表此失信于世之《中美关系白皮书》,为美国历史上,留下莫大的污点。此不仅为美国悲,而更为世界前途悲矣。”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表了一个抗议声明,指责美国政府的《白皮书》损害国民党政府的国际威信,瓦解国民党军队官兵的士气,实为“落井下石”之行为。蒋介石说:“甚叹我国处境,一面受俄国之侵略,一面美国对我又如此轻率,若不求自强,何以为人?何以立国?而今实为中国最大之国耻,亦深信其为最后之国耻。”
司徒雷登对于国务院居然在这个时候发表这样一份白皮书也是深感不安和极为震惊的。在他看来,“在两个国家仍然保持着友好关系的时候,由一国政府发表非难另一国政府的报告,就像这份美国政府发表的非难中国及其国民政府的报告摘录那样,是迄今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而且,书中直接引用了许多应该属于绝密性质的文件,其中就有好些他从南京的大使馆里发回的报告。这些机密文件的公开,暴露了一些中国人、美国人和他自己的言论观点,不仅使他陷入非常难堪的处境之中,无疑也会给那些提供情况的人带来严重的后果。他在回忆录里记述说:
所有这一切,将对美国、中国、美中关系产生什么影响呢?……这对那些提到了名字、引用其言论的中国人会有什么后果呢?这对那些被一字不改地重新发表其观察、估计和建议报告的美国人(其中包括我自己)会有什么影响?这对美国的外交和领事官员将来的呈文会有什么影响呢?……
它是要告诉全世界,依美国政府看来,国民党人已在“内战”中失败了。它不承认美国政策有什么错误,而将一切责任全部归咎于中华民国政府。白皮书声称,美国政府对那些“不幸的后果”没有任何责任。它暗示美国对民国政府的支持以及对该政府的生存所应尽的义务已经了结。
此时,毛泽东也获悉了白皮书的发表,命令新华社英文部以最快速度进行翻译。但由于白皮书的篇幅实在庞大,等毛泽东看到白皮书的全文中译本,已经是8月中旬了。
8月12日,新华社发表了由胡乔木执笔写的社论《无可奈何的供状——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
8月14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写的第一篇社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8月18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写的第二篇社论《别了,司徒雷登》;
8月28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写的第三篇社论《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
8月30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写的第四篇社论《“友谊”,还是侵略?》;
9月16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写的第五篇社论《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在这些社论中,尤以《别了,司徒雷登》最为脍炙人口,家喻户晓:
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业已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八月五日发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在马歇尔系统看来,他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在他代表马歇尔系统的政策在中国当大使的整个时期,恰恰就是这个政策彻底地被中国人民打败了的时期,这个责任可不小。以脱卸责任为目的的白皮书,当然应该在司徒雷登将到未到的日子发表为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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